Piero Scaruffi皮埃罗•斯加鲁菲: 远见,T人才远胜I人才

俞学劢 · 2016-01-25 11:20:24

全球首届互联网领袖峰会开幕前夕,皮埃罗先生接受了鸣金网与《青年时报》的采访,在谈论硅谷精神的意义的同时,也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及未来新型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文:俞学劢

编辑:詹叫兽

Piero Scaruffi皮埃罗·斯加鲁菲,生于1955年;

文化历史学家、技术分析师;

哈佛、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

30余年硅谷从业经历;

人工智能、互联网应用领域先驱;

《硅谷百年史》作者,并曾出版多部音乐、文学、艺术历史著作。

互联网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受到了全球的关注,而杭州,作为中国互联网创新的源头之一,则获得了硅谷精神布道师——皮埃罗·斯加鲁菲先生的特别青睐。全球首届互联网领袖峰会开幕前夕,皮埃罗先生接受了鸣金网与《青年时报》的采访,在谈论硅谷精神的意义的同时,也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及未来新型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Leo Yu斯加鲁菲先生,我们熟知,您拥有一个相当多领域的背景。您是数学专业毕业,同时您又是一名诗人,除此之外,您还研究音乐的历史。所以我想问的是,您是如何利用这些跨领域的知识形成自身的创新观点的?

Piero Scaruffi从广义上来说,我并不认为技术、艺术和音乐是自然而然结合在一起的。然而我是幸运的,因为从1983年我开始在这个现在被叫做“硅谷”的地方工作,在硅谷,一切都是不一样的。科技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产业或者一个公司,当时那儿的人们都是年轻的嬉皮士,他们留着长发,穿着奇装异服,运用着技术试图改变世界,因此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摇滚音乐、先锋音乐与技术的融合。音乐,事实上我指的是摇滚乐,在当时的流行中大多使用很多电子设备,虽然这些个领域听起来是互不相干的,但事实上却并不是。

我很幸运,因为我学了科学,对我来说进入硅谷找到工作变得很容易,事实上我只花了两年的时间就成为了人工智能中心的高管。我当时在做一个相当尖端的学科,却自然而然地会对音乐、艺术等其他领域感兴趣。我说我幸运,是因为我处在了这么一个这些个概念并不互相独立的地方,这是一个你碰到你的技术伙伴们但却在一起讨论着感兴趣的音乐的地方,而并不像其他地方,你们见面可能只会谈工作有关的事。我说我幸运,事实上也是因为我当时在那儿的时候,大家都比较疯狂,几乎所有做技术的人们都同时干着些别的,这当中有冲浪爱好者,摇滚爱好者,摇滚音乐家,先锋音乐家,画家,戏剧家,这就是常态。你现在看我的履历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怪怪的,但事实上在80年代这一点都不奇怪,是个很完美的组合。

Leo Yu原来如此,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教育的范式中,我们更多地被教育应该专心于一件事情,并且要有耐心地去对待。但在当前,加速中的互联网时代正在推动我们去接受更广的知识范围。因此,您对我们当代中国人应该如何拥抱一个跨领域的知识体系有什么建议?

Piero Scaruffi我并不同意你前面的观点,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早的多媒体艺术家。我深爱中国的卷轴艺术,那些很长的卷轴中即包含了画,又有诗词歌赋,同时还蕴藏了书法艺术。古时候中国一些最好的诗人同时也是杰出的画家,这样的事情在其它西方国家是很少的。在西方,诗人就是诗人,画家就是画家,但在中国,你就会兼而有之。在唐宋时期,帝王、政治家同时也是学者,他们被要求在各种领域都有所建树,有些甚至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成就,成为了优秀的哲学家、作家等等。

事实上,正是中国发明了跨领域的多媒体,当然中国也几乎发明了所有东西(笑)。我买了一些中国的卷轴,我把它们放在房间里展示给朋友看,然后告诉他们说:“瞧,那时候他们就能够将各种不同的思维结合在一起。”所以我是不同意你开始所提到的关于中国传统思维的观点的。然而今天,我们的确是回归到了当初的状态,任何人都可以在科学上有所建树。

所以现在有那么多数据、那么多的信息在那边,太多了,任何人都可以获取得到,远在非洲的人们也可以获得。然而问题在于需要拥有创新性,需要有我们所说的“突破性”。因为对于所有人来说,遵循模式化的指令是最容易的,任何人都可以按照指令一步步完成所有的事情。而硅谷人所拥有的创新精神正在于这个“突破性”的范式。比如这儿有个技术,我们现在应该怎么用它呢?这儿有着一套完整的使用指令,可是这套指令太无聊了,所以我们要抛开它,然后我们再思考我们该怎么用它。

我经常举英特网的例子,因特网当初是被美国政府发明出来用来在冷战时期对付前苏联的,然而当因特网来到了硅谷,硅谷利用了它,创作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因特网从此成为了一个社交工具。你知道这有多不可思议么!然而这正是我们在未来希望看到的,我们希望人们,当然是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能够利用一些技术,并且发现这些技术可以用来创造更多的价值,创造出与众不同的东西,创造出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东西。晶体管是AT&T公司发明用来让电话交换机工作得更快,然而今天却让上亿的人能够通过智能手机购买从食品到汽车的所有东西。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在未来飞速发展的技术中,有些人能够更好地利用它们,用来创造有益的价值,当然得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

那么应该如何培养出这样的人才?这其实是一个我最近在和斯坦福大学共同研究的一个非常有战略性的讨论。斯坦福大学提出,我们应该培养更多的T型人才。我们传统上趋向于培养I型人才,I型人才是指那些对单一领域了解相当之深的人。比如你从I的源头开始学习化学,当你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你或许达到了I的最深处。这当然很好,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我们需要这些懂得一个领域中所有知识的人才。然而我们也同样需要T型人才,那是些同样了解化学的人,当然他们的深度不如I型人才那么深,但是他们同样拥有诸如材料科学、量子力学、神经科学,然后T字顶端的知识开始横向延伸,他们几乎对所有领域均有涉猎。

最终,理想的状况中,你希望将年轻人训练成拥有解决广泛问题的能力,比如拥有如何解决非洲问题的能力。每一年,有60万儿童在疟疾中丧生,我们希望那些学习化学的人知道,世界上还有地方没有电力,世界上还有地方天天有儿童死于疟疾。你同时需要了解经济,你需要了解所有的领域。所以我们所希望的是,虽然你学习的是化学,但你能够解决那些问题,因为你是以了解全局性的知识为目标而被教育的,那就是T人才,然而这正是我从中国人中比较少看到的人才类型。

我每次回美国,都会和朋友们说,中国人很可怕的,他们有很强的天分,他们学得很多,我和清华、北大、中国美院的学生们交流过,他们都是世界顶级的人才,在斯坦福大学,最好的学生也都是中国人。然而,在中国仍然是I型人才更多,我们需要更多的T型人才,而不是仅仅在单一学科有所建树。他们将会有更广泛的知识面,比如意识到四川的乡下没有电力,而能够用自己的知识去解决这些问题。我现在所看的是很多世界顶尖的中国人才,然后政府会需要解决一些问题,于是就选取了25%这个专长的人才,25%那个专长的人才等等,从而组成一个团队去解决问题,这也许是可行的。但是我更希望看到的是有一亿中国人,都是T型人才。这就是我的答案。不好意思回答得这么长,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Leo Yu对的,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感谢您的解答。正如您最近的新书《硅谷百年史》分析了硅谷的发展,而当前中国正处在技术世界的追赶浪潮之中,您对中国的技术发展有什么预测性的看法?

Piero Scaruffi由于我并不生活在中国,因此我也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然而从我们西方的视野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些大公司,比如BAT,这些大公司现在正变得越来越缺少创新。对我来说,他们所做的只是模仿西方的做法,而不是曾经我们西方人干得事,从前我们从东方智慧中复制知识。我并没有对中国太多底层的了解,然而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确实看到了中国和硅谷之间的共同点,这是我来过中国之后才意识到的。如果你回到50年前,在硅谷,你会看到的只有沙漠和荒原,只有很稀少的工业在那儿布局。同样,50年前的中国,是一个仍然贫穷的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技术。而有趣的是,这两个地方,50年前都是非常难以被认为可能占据领导地位的地方,当时的资本都在纽约和伦敦,人才都在美国东海岸和欧洲,著名的电器公司也都在西欧和东海岸,硅谷和中国都不可能成为科技界的领头羊,中国之后还经历了文革这样一个特殊阶段。到了2015年,这两者却成为了世界技术界的领先者,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其他曾经辉煌的技术中心都开始追随硅谷和中国,历史真是个有趣的事儿,仅仅50年。

虽然我因为没有生活在中国太久无法很好地回答你关于中国技术未来的问题,但我实际上对中国的评价是比较苛刻的,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人才,有很多的资金,但为何就是没有太多的创新,我们需要更多的T型人才。上个月有一个中国记者来硅谷采访我,问了我关于创新的问题,我反过来问了他,你举个中国最近创新的例子,他说阿里发明了“双十一”,就这样?这就是所有你能够想到的创新?日本人可以举出从电动汽车到CD到DVD等各种例子,然而你却只能告诉我一个“双十一”?在有着那么多的人才,那么多的资金,那么多聪明的工程师和成功的企业的情况下?

所以这就是我想对中国说的,又要回到讨论I型人才的话题上了,中国有很多I型人才,如果美国人发明出一个东西,不久之后中国就能做出和美国一样甚至比美国还好的东西,但创新还是来自于美国,来自于T型人才。

不过中国确实在一个领域有着惊人的创新成就,只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那就是生物工程。一些科学家,当然不是来自于产业的,而是来自于学术研究的科学家,在生物人工合成领域有着出色的贡献。所以你们已经开始产生创新的萌芽,但仍然是比较零散的分布于各个独立领域的创新,没有形成综合性、跨领域的创新。我记得我见过一个企业家,和我介绍说他是中国网飞(Netflix)的创始人,他是个亿万富翁,却和我介绍说他是中国版网飞的创始人,这简直就是自己把自己定义成了复制者,这就是中国所缺少的。而我希望看到的是,当我碰见一个中国企业家,他告诉我,我正在做你们都没做过的事。

Leo Yu感谢您的分享,另外很多读者朋友包括我有一个问题比较好奇,您是如何理解“社群”这个概念的?

Piero Scaruffi我认为社群这个概念比较有中国特色,因为中国的企业人比较喜欢以相同的产业背景而聚集起来,而在硅谷的社交关系网络则比较不同,创业者们大多因为相似的兴趣和改变未来的共同目标而聚在一起。在中国可能社群更多的是一群企业家聚集在一起,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硅谷聚集在一起的更多的是工程师们,他们会共同讨论技术解决的方案。硅谷有很多类似社团的组织,组织跑步、爬山等等活动,在活动之中工程师们互相交流开发经验激发创意,因为硅谷的文化是一个容错和鼓励创意的文化。硅谷有很有意思的社群是女性工程师社群,因为女性在技术业界的人数相当稀少,于是她们就聚集起来互相交流迸发出属于她们的创意火花。当然在硅谷也有天使投资人的社群,因为对于很多创业企业来说一两个投资人的资金不足以驱动他们的项目,于是就有许多投资人聚集成为一个组团进行天使投资。但是总体来说,社群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

Leo Yu接下来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很多年轻人在就业和创业之初会选择在互联网基因相对浓厚的城市,比如杭州,您如何看待年轻人的创业群体?

Piero Scaruffi中国的年轻创业者非常有激情,与硅谷的年轻人无比的相似,甚至中国的年轻创业者有种被宠坏的感觉。因为中国政府有太多对创业者的支持,在美国大多创业者都明白创业背后所需担负的风险,而对中国的年轻创业者来说或许事情更为简单。曾经有中国年轻人问我,中国人和美国人有什么不同?因为中国和美国有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上的冲突等等,我于是对他说,我们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不怎么会用筷子(笑)。因为你们和我们的年轻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和牛仔裤,看着一样的东西,有着相同的热情,甚至你问我问题都用的是英语,所以中国和美国的硅谷距离并不遥远。

Leo Yu最后再补充一个问题,皮埃罗先生,您对于这些新兴创业者有什么想说的吗?

Piero Scaruffi因为我没有在中国待得太久,所以无法从底层真正了解中国。但是既然创业者们对硅谷都有所憧憬,就不应该仅仅听他的口述,而是应该来硅谷亲身体验。花几个月的时间与硅谷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一同工作,深入地了解他们是怎么工作、怎么合作的。因为在硅谷,底层的社交和中国相当不同,人们都互相之间抱有极大的好奇心,非常希望能够互相了解,因此深入硅谷亲身经历,或许是中国创业者们学习的最好方式。

专访的最后,皮埃罗还通过鸣金网对中国的年轻人提出了两条建议:

1.中国的年轻人应该重新发掘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跨领域多媒体的知识能力,因为技术的发展太过迅速,仅仅专注于一个领域将难以跟上发展的步伐。

2.中国的年轻人应该更多地关注贫穷,不平等,恐怖活动,电力供应不足等问题,而不仅仅是如何赚钱。皮埃罗说,他走到过世界的很多地方,却依然发现许多地方包括中国的偏远地区依然经历着贫穷,不平等,恐怖活动,甚至战争的折磨。他说很多问题是信息所能解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硅谷的原因。他很尊敬比尔盖茨,比尔盖茨赚了如此多的钱,却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年轻人们当然需要赚钱,但是请把眼光放得更远,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因为他很难想象2015年了,还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没有电的供应,面临着这么多问题,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年轻人们,不应该接受这些问题的存在,而是想方设法地去改变这些现状,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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